从蝴蝶效应与马太效应看固安与京南科创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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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硅谷的诞生和发展
蝴蝶效应与马太效应
有句俗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一百年之前，其次是现在。
100年前，位于加州圣卡拉拉谷的斯坦福大学还被称为乡村大学。“硅谷之父”特曼教授1924年因病辞去了麻省理工的教职，留在了斯坦福大学任教。
当特曼教授的两个学生1939年在车库里面创建惠普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围绕着他的通讯实验室，会诞生出日后的硅谷。
特曼教授，犹如那只不小心煽动了翅膀的蝴蝶，最终引来了巨大的风暴。
斯坦福大学那片用来出租的房子和旁边的樱桃园最终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商业化中心地带。
这和克鲁格曼的理论：城市来自历史的偶然，异曲同工。
特曼教授1951年正式规划600英亩左右的斯坦福研究园区，显然是想把“产学研一体化”当个事干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硅谷空间上的奠基和创建。
硅谷第二次飞跃的起点则是1956年肖克利实验室的建立，那时圣克拉拉谷在半导体领域已经小有名气，肖克利教授是晶体管的发明者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他从美国东海岸带了8个年轻人到圣克拉拉谷，其中一个是提出计算机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另外7个不比摩尔差。他们那一批人在圣克拉拉谷开枝散叶，最终企业大爆发。
在硅谷发展史上，1971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1971 年1月11日，《微电子新闻》周刊的记者唐C.霍夫勒首称此地为“硅谷”，很快传遍全球，沿用至今。
此时大部分的硅谷创业公司够不着上市门槛，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被堵住，仅在一些分散的场外市场（OTC）可以进行股票交易，但是流动性非常差，犹如今天的新三板。
1971年2月8日，纳斯达克的出现，从交易的流动性角度出发，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解决了硅谷腾飞的资金问题。
从以半导体、集成电路到以计算机技术为产业链核心的硅谷吸引力越来越强，马太效应，强者更强。
与之相似的是经济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世界上的科技园区很多，但是硅谷只有一个。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地产三哥更愿意在大历史背景中寻找，回顾一下美国经济史：
从大萧条开始一直到60年代，凯恩斯主义风靡美国。从罗斯福、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把大规模赤字财政作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硅谷的前身-斯坦福的高校园区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此：从30年代开始，因为真空管、晶体管等技术的应用，获得了来自政府和军方的订单，才能发展起来。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美国进入滞胀期，在美国经济换挡的过程中，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带来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引擎。
19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搞供给侧改革，美国经济恢复活力，这个时期，硅谷的计算机技术产业慢慢成长为改变世界的“硬核”科技了。
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微观自主”的经济政策，大力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
特曼教授蝴蝶的翅膀扇了一扇，然后马太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让圣克拉拉谷成为今天的硅谷。
从硅谷的发展史上，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绝对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自发的市场力和政府引导力形成合力，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即便不在圣克拉拉谷，硅谷也会在美国其他地方出现。
2
科创板与中国“硅谷”的希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条路必然也是值得借鉴的。科创板的适时推出，一定是诞生中国硅谷的必要条件之一。科创板的注册制、上市门槛也最大程度地接近纳斯达克：
只要符合上面六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就可以在科创板注册上市。
在中国经济减速换挡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由速度向质量转变的时候，在需要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时候，科创板的诞生无疑是个标志性事件，2019年的科创板能否成为1971年的纳斯达克，地产三哥认为是必然的，中国必将产生类似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园区。
只不过哪里才是中国的硅谷，不得而知。
3
为什么是固安？
但从固安这个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小县城，地产三哥看到了成绩和再出发，看到了努力和希望。
固安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
第一，区位优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是税收，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质量的试金石，固安这一指标从2002年的0.6亿元到2018年的45.6亿元，增幅76倍，这是纵向。
横向比：2018年全国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9.7万亿，人均0.7万元。固安这一指标是0.88万元。与合肥、沈阳、成都、佛山持平。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0.5/17.3/62.2。
一个小县城，经济发展质量何以如此高？这与2002年固安开始启动的产业新城项目直接相关，2002年固安产业新城奠基，蝴蝶的翅膀扇了几下，核心都市的扩散效益让固安抓住了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机会，产业集聚效应成就了今天的固安。
在此之上，固安显然有更高远的追求：5月17日，由河北省工信厅、廊坊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京津冀科创板高峰论坛在河北固安京南科创中心召开。
在这次高峰论坛上，固安县政府正式推出京南科创谷。紧抓京津冀协同一体化、雄安新区、大兴国际机场通航等战略机遇，规划建设面积6.4平方公里的京南科创谷，以培育科创板上市公司为实施目标，全力提升产业生态，打造京南科创孵化策源地。
第二，有科技产业基础
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网联等产业集群相继落地，这些领域是科创板重点支持的领域，并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在新型显示领域拥有维信诺、京东方为领军的30多家上下游企业，在航空航天领域，以航天振邦为领军企业的70多家企业汇聚于此。
这些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符合科创板重点支持的领域。
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是市场规律，必将带来马太效应。
第三，市场力与政府力的合力
固安的产业新城模式就是政府与华夏幸福这家民营企业合作进行的市场化运作行为，结果证明这一过程是符合市场规律并且多赢的：居民、政府、产业、华夏幸福。
如果说2002年的产业新城的开始是无心插柳，那么今天的京南科创谷的规划则是志在必得。
新加坡的纬壹科技城就是一个证明：政府与市场的合力能够干成这件事情。
纬壹科技城占地面积2.2平方公里，位于北纬1度，因此称为“纬壹”，被称为亚洲“硅谷”。
2001年12月，纬壹科技城揭开规划总蓝图，开发建设工作正式开始。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新加坡模式下：新加坡政府任命裕廊集团作为纬壹科技城的总承包商，裕廊集团是新加坡贸工部下属的官方机构，是新加坡最大的产业地产发展商。
在纬壹科技城的开发上，新加坡突破了以往的惯例，在裕廊集团负责整体规划与项目启动建设的同时，又引入私人发展商参与各产业组团分期和配套设施开发建设，既加快了园区整体开发速度，又有效带动私人发展商参与到产业项目之中。
再回看固安，除了宏观政策背景以及固安县政府的种种政策支持之外，大本营在此的华夏幸福有4600人的产业研究团队和产业地产背景，以及金融平台、人才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等各种创新要素的协调和引入，或许是京南科创谷的最强底气。
“如果我们把硅谷和京南科创谷或者固安做一个对比的话，可以看到固安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包括金融平台、人才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等各种创新要素方面，有了比较好的准备，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起步。”太库科技全球CEO唐亮在点评固安时表示。
第四，切实可行的路线图和目标
京南科创谷将重点推进“四个一批”战略：
短期内“推荐一批”园区内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科创板上市；
中期“吸引一批”北京及周边区域的科创板潜力企业；
中期同时“投资一批”符合科创板定位企业入驻固安；
中长期“孵化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有望在 5—10 年内成为科创板上市的初创企业。
京南科创谷首年集中造核、三年初步显现、五年价值兑现，到 2025 年，实现“十、百、千、万”的发展目标。
即：十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数十个国际技术创新平台；百家科技服务机构、百家瞪羚企业、百亿税收；千个高新技术企业、千个创业产品、千亿收入；万件专利、万名高层次人才、万个市场主体。
地产三哥认为，这个路线图还是比较符合固安产业新城目前的现状，现有的“313”产业集群的存量是现实的，产业聚集优势带来的上下游的增量是可期的。
4
马丘比丘宪章下京南科创谷
马丘比丘宪章认为，今天的规划、建筑和设计，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
建造城市不是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
京南科创谷规划面积6.4平方公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科创城市理念，构建“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相融合的创新社区，打造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高标准建设功能业态高度混合的城市核心。
在这一点上，纬壹科技城也给了我们一个标杆：
京南科创谷会否成为甚至超越这样的科技新城，三哥拭目以待。
无论是蝴蝶效应还是马太效应，其背后绝非是偶然，都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整体势能下，市场力和政府力共同作用下，千钧力量集于一处爆发的现象。
京南科创谷有这样的大环境和新机遇，有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在推动，何时爆发，就让时间来检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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